几乎每一份文学期刊都有自己引为得意的“文学话题”。如“人文精神”讨论、“私人化写作”、“女性写作”、“重构现实主义”、“跨文体写作”、“新生代写作”、“七十年代人”、“后先锋”等等都是在九十年代一度搞得文坛风生水起的“批评话题”。
“话题批评”作为批评界的一种“集体作业”，给文学带来了“热点”效应。这无论对作家、批评家，还是对文学期刊，都是一举多得的好事。但是，这种“好事”也需要付出代价。因为，对于文学批评来说，以“集体作业”方式呈现的“话题批评”恰恰是有违批评的本性的。批评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创造行为或文学阐释行为，它强调的是个人的“思想”和个人与众不同的“声音”。而在一哄而上的“集体喧哗”中，已经构成了对于“个人声音”的遮蔽，对于文学界那些真正“问题”的遮蔽。
（吴义勤文）
现代社会严密齐整的分工使文化人大多局囿于各自狭窄的专业领域，而众多的“话题”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舞台，使他们得以暂时突破专业森严的壁垒，对一些敏感而重要的公共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与看法。由于对所遭遇到的话题不熟悉，因而他们随感而发的议论尽管不乏妙语警句，华美动听，但只是一味隔靴搔痒，无法切中肯綮。究其实质，这些言谈与街谈巷议无本质性的差异。
前辈文化人的矜持清高在今天几乎已荡然无存，众多学人争相在媒体露面，以增加自身的知名度。而要成为一个在公共论坛受欢迎的人物，必须巧舌如簧，四面玲珑，左右逢源。要给人才华横溢、在多个知识学科领域游刃有余的印象。这样，文化人的表演做秀不但难以避免，而且迎合听众情绪的煽情常常成为一种主要的手段。他们不时对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作极为简单的情绪化的评判，开出的药方要么如冬烘先生般迂腐，要么根本无实际的操作性可言。
（王宏图文）
近年的文学报刊表现出对“话题”的发掘和设计的狂热，如为读者喜爱的《上海文学》、《作家》将成倍超出以往的篇幅让给评论、随笔性质的文章。前者在保留“理论”、“批评家俱乐部”这两个传统栏目外，增设了“思想笔记”、“日常生活中的历史”、“人文随笔”等新栏目；后者则干脆在头条位置开设了“每月话题”，使《作家》的布阵神似足球比赛的方式，射门与守门的重头戏都由批评家担纲。更有甚者，《黄河》与《小说家》一改往年文学作品占绝大比重的格局，将反思性的文章几乎占满了这两本大型期刊的页数，文学作品成了瘦小的鸡肋。
（施战军文）
（《文学报》2．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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